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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辅书批发]教辅市场到底有多乱

来源:教育论文 时间:2019-04-12 点击: 推荐访问:河北教辅图书批发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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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教辅泛滥背后隐藏了一条从教辅的编写到出版编产销的灰色产业链。不仅让学生深陷题海,还制造了教育腐败,把教育主管部门的官员和校长、教师拉下了水
  每到临近开学的日子,都是教辅书销售的旺季,各种打折促销活动像比赛一样。暑假一开始,当当网就推出了“10万种中小学教辅满60减10,满100减25”的促销活动。在广东一家教辅书批发网站上,各类教辅书三、四折就能“拿货”,最低1.5折,一本40元的教辅书,最低6元就能拿到。
  在山东鸿儒图书批发市场2000平方的教辅大卖场内,从1—6岁儿童的多元智能练习到高三学生的全真模拟,各种教辅书应有尽有,同样的书籍,在这里单买打六折,批发最多能到三折。
  如此便宜的价格,是正版吗?带着疑问,记者咨询一位曾长期从事民营教辅出版和推销的人士。该人士说:“正版也是这个价格。这是行业内惯用的‘两头堵’手法,高定价、低出手,给教辅书的每个流通环节留出层层加价的空间,让每个环节获利。”
  “一本教辅的编辑出版其实非常严格,如果出版社严格按这种操作规程编辑出版教辅、按新闻出版总署要求定价的话,根本就没有多少钱可赚。事实上,从教辅的编写到出版,最后流到学生手中,中间隐藏着一条编产销的灰色产业链。”一位出版商向记者介绍。
  编写:一把剪刀一瓶糨糊,一天一夜编本教辅
  “正常情况下,出版一本教辅书要找优秀作者、出版社与作者共同商议体系、框架,发行每年要开研讨会。其中除了稿酬、印刷费,还有会务等各项成本。”山东某出版社副社长介绍,有的民营出版商从边远省份的出版社购买书号,剪剪抄抄就能凑出一本教辅书。出书成本低,但定价却人为地提高了。
  “书名改了,封皮改了,其实内容都是东抄西摘凑来的。书商为压缩教辅成本,通常找兼职大学生来选题、做题和校对。”跟着民营书商编教辅书的邵某介绍。
  目前不少教辅书都是“合作”出来的。名义上是合作,实际上出版社就是卖书号,中间过程他们根本就不管。这些做教辅的书商都有相对成熟的渠道销售图书,书稿和发行都不依赖出版社,只是书号必须从出版社获得。
  最典型的案例是广东珠海出版社违规出版教辅图书案。2010年2月至2011年2月,珠海出版社在出版13种教辅图书的过程中,向合作方或作者大肆发放书号,违法收取数额不等的管理费,且不履行编辑、校对、印刷、发行环节的职责,其中还有9种教辅用了一个书号,构成了“一号多用”。
  另外,图书批发市场的折扣一般在2-4折,因此成本要控制在这个折扣之下才有钱赚。为挤压成本,出版商会雇佣一些人(多数是学生)四处粘贴,仓促成书,这样质量就难以保证。“有些图书公司会以极低的价格直接销售给老师,由老师再卖给学生。尽管折扣极低,但是他们也都有赚头。”
  出版:一号多书,频打擦边球
  如果把教辅比做一件商品的话,可分为三大环节:研发、生产制作和流通销售,它们分别由出版方、中间方以及校方这三大利益集团扮演。“一本书定价40元,其成本价约占12%,作者的版税约占8%。”有业内人士透露。也就是说,利润空间可达八成。
  出版商一般以3折价格出售给中间商,因为他们的利润空间被降到最低,因此会通过各种手段最大程度压缩成本,一号多书现象便成为教辅行业的潜规则。以“曲一线”图书为例,其旗下的畅销品牌《5年高考3年模拟》涉嫌存在一号多书行为,例如,其“高考英语”教辅书,分为广西、福建、安徽等地方版本,尽管书的名称、页码、内容等各有不同,却共用同一个ISBN书号;还有图书在书号不变的情况下,把内容和书名略作改动,2010年、2011年的旧书摇身一变,就成为最新版本。
  “书号对于书来说,就像人的身份证,一本书只能有一个书号,这是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明确规定的。”多位图书出版界人士表示。事实上,“一号多书”在教辅界已成为公开的潜规则。
  “一个书号在北京地区的市场价约为1.5万-2.6万元,即便是在新疆、延边等边远地区一个号也需要8000元。每本书还要付给责编编审费”。“如此推算下来,基本就不赚钱了,所以出版商少则五六本书共用一号,多则十几本书共用一个书号,就成了一个公开的秘密。”
  据记者调查,近年来,新闻出版总署通报的中小学教辅材料出版发行违法违规案件中,有五分之一涉嫌“一号多用”。如2011年,河南文友图书公司与云南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临界突破》、《阅读与讲解·全解一点通》涉嫌“一号多用”,被云南省新闻出版局责令对问题图书全部下架回收、销毁,并终止了其与河南文友图书公司的合作。
  广东珠海出版社的9种教辅图书使用同一个书号出版多卷本丛书,也构成一号多用,被新闻出版总署予以吊销《图书出版经营许可证》的行政处罚。
  流通:盗版猖獗,鱼目混珠
  如果说“一号多书”打的是擦边球,那么,盗版就是公然违规和侵权了。据记者调查,目前教辅书的侵权方式主要有三种:一是“公开盗版”,不法书商利用现代扫描技术,直接盗版印刷,然后打着正版的名义,以极低的价格流入市场;二是“隐秘盗版”,这本书抄几章、那本书抄几页,就拼成自己的书,可谓“天下教辅一大抄,就看会抄不会抄”;三是“终极盗版”,有些学校将购买的教辅书隐去原著名字,用自己的厂子印刷,以校内资料的名义发放。
  另外,还有比较离奇的盗版方式,一些不法书商,不仅盗别人,还“盗”自己。有的企业将去年的书稍微调整一下,换掉部分时效性强的字眼,印上今年的时间,就成了新书;更有甚者,把去年的积压书撕掉封皮,换一个“新装”就招摇上市。
  这些盗版教辅书而且还混进了各地中小学,例如,广东的韶关、茂名、湛江、梅州这些地区就是非法教辅的重灾区。茂名市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大队曾配合新华发行集团和广东教育出版社的相关人员搞过一次针对学校使用教辅的随机抽查,结果被抽查的9本教辅书全都涉嫌盗版侵权。
  今年2月28日,吉林四平文化新闻出版局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支队对某中学书店进行突击检查,店内《三年模拟》、《五年高考》、《中学教材全解》等5万册(套)教辅材料均为盗版。
  今年以来,湖北、云南、河南等地连发多起盗版字典案,盗版数量达400余万册。“这些盗版教辅书无论内容还是纸张都十分粗糙,成本很低,卖两折都能赚80%利润。”广东新华发行集团一知情人透露。
  据统计,仅2003年以来10年间,全国共查处大大小小的盗版教材教辅案7000余起。2010年至今,新闻出版总署共在全国挂牌督办教辅盗版大案26起。
  教辅泛滥不仅让学生深陷题海,加剧了家长负担,还制造了大量教育腐败,把教育主管部门的官员和校长、教师拉下了水。
  最典型的案例要数2012年的教育部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司体育处原处长季克异和教育部基础教育司教材管理处原调研员王安华受贿案。季克异被成都市一家书店的业务员李立川用13万元“感谢费”拉下了水,后来李立川为进教材目录又向他送上了80万元。王安华被李立川以同样手段搞定,多次非法收受李立川和陕西省旅游出版图书发行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马某给予的感谢费共计204万元。2012年5月,因犯受贿罪,二人分别被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和有期徒刑十五年。
  因教辅受贿落马而被曝光的还有河南省巩义市第一高级中学负责人高成章。2010年至2012年初,高收受山东个体书商郭某教辅回扣款22.2万元,9.5万元用于该校开支,12.7万元被私吞。2012年9月,高成章被以受贿罪判刑十年两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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