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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或_刘豁轩新闻教育思想研究

来源:艺术论文 时间:2018-08-18 点击: 推荐访问:思想教育研究杂志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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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豁轩是民国时期著名的报人和新闻教育家。1936年2月,他辞去《益世报》社长兼总编辑职务,进入燕京大学新闻系任教。七七事变后,他被聘为新闻系主任。在日本侵华、北平沦陷的艰苦环境下,他带领燕大新闻系师生继续教学、科研及课外实习等活动,对燕大新闻教育进行改革,对该系史料进行整理与研究。他还先后在北平、天津各大学、报社发表演讲、文章,在学界、业界都颇具影响力,被誉为“学识与经验俱备”的教授。他“办了九年报,教了九年书”,致力于将办报经验与新闻学术结合起来,在燕大新闻教育改革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本文从刘豁轩投身燕大新闻系之经历人手,探讨刘豁轩新闻教育思想的内涵及其地位。
  刘豁轩进入燕大,面临着从职业报人向新闻教育者转变的任务。如何将多年的办报经验转化为适合于培养新闻系学生的教育理念,这对于他来说是‘个难题。纵观其办学经历,他的新闻思想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新闻教育的目标是造就领导的、适合高尚职业环境之报人
  刘豁轩就任新闻系主任后,在该系学训中强调:“本学系之目的:一,为造就领导的报人,使能改造报纸现状,促进报业发展,以期实现报纸在现代社会之崇高使命;二为造就适合于高尚的职业环境之报人,使其所学切合于报业之需要,将来并有前进发展之能力。前者为大学报学教育应有之使命,后者为其最低之限度。”多年报海沉浮,刘豁轩深感民国报界鱼龙混杂,三教九流,无奇不有,“真正以报业为职业,以服务国家社会为志愿的,其人实不多见”。他从教育人手,致力于培养具备崇高职业理想与职业能力的报人。
  刘豁轩将民国时期的新闻教育分为纯技术性的应用教育与大学的专业教育两种类型。他认为前者由各专科学校、函授学校、职业学校承担,目的仅仅是授以学生新闻采集、写作、传布或印刷的技能。而大学的新闻教育重在为报业提供具有高尚理想与专门训练的“领导的报人”,他们具备的是思想的技术,而非仅仅手工的技术。“领导的报人”应具备广博的学识,除熟练掌握专业知识之外,还要学习“多种与报学有特殊关系之学科”,并通晓时事。他多次在讲演中强调“新闻学是绝对不能独立的,独立便毫无用处”。七七事变爆发后,该系学生数量减少,教员也较为欠缺,刘豁轩将专业课缩减为六门,主修课程共计36学分,其余100多个学分则是学习语言文字及普通教育类课程。该系特请国文及两洋语文学系为新闻系学生单独开班,在教材及施教方面着重于文字写作的练习。学生国文、英文必须各修满16学分,并且平均成绩须在5以上,否则必须重修或另修。学牛还须修读多门与报学有关系之学科及各类选修课,尤其是政治、经济、社会、历史、教育、心理、哲学等。选修前,系主任会根据现代报人对于背景知识的需要进行指导。文字技能较好的学生,还可申请一些学分转到相关学科上,以提升学生多学科的知识修养。他还提倡新闻系学生多关心时事,通过看报对与国家社会密切关系的事实有全面的认识。1938年秋,他在《报学概论》课程中用了一半的时间教学生“如何看报”,后又开辟《报纸与时事》课程,让学生养成关心时事的习惯,让学生对报纸有全面正确的认识。系里为此订阅了大量报刊,供学生课外阅读。
  多年办报经验使他认识到,民国报界表面繁荣的背后,不乏一些官僚政客、落魄文人、下野军阀、流氓汉奸将办报作为卖身投靠、升官发财或满足自己虚荣心的工具。他提倡燕大新闻系培养的学生“必须能够适合比较在社会上有地位的报社内所需要的条件”,他曾将报纸比喻成一个磨面粉的磨,报人“不但要能分辨什么是毒,不能放人磨的漏斗里,并且要能够寻找,选择有益于人身,富于滋养的东西,多多的放进漏斗去,这就非有专门的训练和修养不可”。在他看来,报纸是公共组织,其功用是为社会谋福利,作为高尚的报人应该有高尚的职业追求,即“为国家和社会服务”,要为增进公共福利而努力。为实现这个目标,从心理上,报人要承认报业自由,但不能将办报作为自己追逐名、利、升官、发财等事的工具,不应利用其职务做有害社会的任何事;从知识上,报人要加强现代的各种人文、社会科学的修养,还要不停歇地“作到老,学到老”,以丰富的学识避免主观偏见、感情或惰性的干扰;从技术上,报人作报的“手艺”要精致,要学习和掌握专业的办报技术。新闻教育贵在理论与实际并重
  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报人,刘豁轩深感新闻教育绝不是“纸上谈兵”,仅在教室里讲得天花乱坠不足以培养优秀的报人。理论能培养学生专业思维能力,但实习可以让学生获得作报的技术,得到思想的训练,培养学生职业的态度、思维方式以及与人交流合作的能力,对于报所涉及的方面都可以得到清楚的认识。为实现这一目标,尽管时局艰难、经费有限,刘豁轩仍带领师生恢复了《燕京新闻》,教员授课与《燕京新闻》紧密结俞。
  燕大新系的新闻采访、报纸编辑、报纸社论、报业经营等课,都采取教员讲授与实践练习相结合的办法。如新闻采访课,教员讲一小时理论,再开一小时采访会议,对卜期的采访成果进行综俞评判,再分派学生新的采访工作,让所有学生均有练习的机会。报纸社论课办是每周两小时讲演,一小时实习写作,除轮流写作《燕京新闻》的社论外,每人每周要写一篇3000字左右的时事述评文章,让学生选修的历史、政治等课程学以致用。报业经营课除去一小时理论授课外,剩余时间让学生实践练习经营事宜,学生分别担任《燕京新闻>的经理、营业主任、发行股长、广告股长、会计等,在开学前一个月就开始招揽广告。靠学生的经营,该报基本达到经济独立、收支平衡。通过以上办法,学生理论学习与实践锻炼紧密结合,在校期间便能体验报业运作的一系列流程并得到教员的号业辅导。
  新闻教育要走向学术化
  20世纪30年代,中国新闻教育逐渐探索学术化发展之路。新闻学研究开始与政治学、哲学、心理学、语言文字学等多学科知识融合。刘豁轩也组织燕人新闻系师生摸索新闻学学术化之路。他深感中国的新闻研究十分稚嫩,认为新闻教育走向学术化有两人难题:一是难以得到合适的教员,二是缺乏适合中国新闻教育的书籍。新闻教育需要具有工作经验的报人,但一流的报人往往因为薪水、前途等问题不愿投身教育,而兼任教员制度又不完善,且往往难以达到“理论与实践并重”的目标。“报人教报学,大半是谈经验,讲技术,这是他们的长处,也是他们的短处”,他们很少有时问将经验、技术与报学理论相印证,难以完成完整、学术化的教学工作,也很难实现报学从“技术化”向“学术化”的转向。若聘请留学生,他们虽具有优秀的学术背景和理论功底,但往往缺乏对中国报业的认识和经验,甚至有些人能说英文却讲不清楚中文。又以书籍为例,燕大新闻系藏书在全国算是佼佼者,但“一本可看的关于报学的中文书籍都没有”。燕火藏书多为日文、英文翻译版,或是关于中国报史研究及中国报人的“经验谈”,以致教学时“几乎没有用过一本中文书”,这就使得学生难以得到切合中国报业环境所需要的书籍。
  为此,他在燕大期间加强了对教员、学生学术能力的培养。他组织燕大新闻系教员、学生撰写了不少针对中国报业现状的论文,并结集出版。他甚至在《燕京新闻》中强化了学术成分。1938年12月,该报年终致辞中写道,下半年十七期中学术文字约占百分之三十二,“燕园是一个研究学术的社会,燕园的报当然应该注重学术”。燕大新闻系还出版不定期刊物《报人世界》,专门翻译国外的新闻业态,以及新闻学领域最新的研究成果,供学生参阅。该系新闻学会也不定期邀请中外名人进行演讲,以开阔学生的视野。更为突出的是,他敢于开风气之先,较早地在中国新闻界使用量化分析方法研究新闻学。《燕大学生公意投票》一文中,他探索式地运用问卷调查与统汁分析,是典型的量化研究文本。《燕京大学的报学教育》一文,对燕大新闻系成立十四年来毕业生历年课数、主修功课数、主修功课学分等进行量化分析,这篇论文“在同时代的新闻传播学研究文本中是极为罕见的,可谓中国现代新闻传播学量化研究文本的又一代表之作”。
  综上所述,刘豁轩崇尚“广义的,思想技术的,学术的报学教育”。一方面,他的新闻教育思想仍带有浓厚的西方舶来品的性质,深受美式新闻教育模式的影响。燕京大学是美国传教士创办的私立学校,“最初八年,燕大新闻教育全都是美国式的”。刘豁轩作为继任者,不可能完全超越燕大新闻系的既往模式。他的文章中不时流露出对荚式新闻教育观念的推崇,几乎行文必引美国新闻教育为例。他对于新闻系专业课程设置、学分比例的安排等,也多参考了美国新闻教育界的一些做法。但另要一方而,多年的办报经验,使他认识到中国的新闻教育必须结合中国社会环境执行,“西洋的,东洋的,以及美国的报学课程与施教方针,绝对不能生吞活剥”。他熟知中国报业采编、经营等职业模式,并对新闻业界有深切的感受。恰是这种经历,使他将燕大新闻系的办学模式从美式教育模式逐渐向中国本土化教育模式过渡。在课程设置、实习方法、报学研究等层面,做了不少适应中图新闻教育环境的改造。在艰苦的环境下,作为一名报人出身的新闻教育家,他不断探索适合中国报业发展的新闻教育模式,他的新闻教育思想与专业精神仍值得我们学习与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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